经济与人口危机交织，以色列或将面临历史性衰退

2026年8月下旬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挪威和加拿大七国共同发布声明，强烈谴责以色列推进“E1区”定居点的计划。随后，埃及、约旦、阿联酋等八国的外长迅速跟进，联合表达了对该计划的坚决反对。短短48小时内，整整15个国家接连对以色列施压，给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此表示忧虑，认为以色列的国际地位正处于历史低谷。然而，更具冲击性的警告来自以色列的经济学家丹·本·戴维。他在播客中提出，未来三十年内，我们可能会目睹第一个因内部原因走向灭亡的发达国家出现，这个国家并非因外敌的入侵，而是因为其经济和生存能力正在被逐步削弱。

本·戴维的分析基于一组人口数据。他指出，当前以色列50岁以上人群中，极端正统派哈雷迪犹太人所占比例仅为6%；然而在0至4岁的幼儿中，这一比例已激增至26%。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，仅在两代人的时间里，比例便从6%升至26%。本·戴维表示，“他们并不是未来的预测，而是如今已出生的孩子，明天就要迈入学堂。”哈雷迪是指那些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，他们通常穿着黑色服装，信奉严格的宗教生活方式，拒绝兵役，远离世俗文化，通过政府补贴维持生计，且生育率极高。

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2025年的报告，哈雷迪人口已经上升到约145万，占总人口的14.3%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其中57%年龄在19岁以下。他们的生育率维持在6.5这一高水平，而其他以色列群体的生育率已下降至约2。因此，本·戴维用一组数据来形象化这一问题：哈雷迪群体的人口比例每25年便会翻一番；照此趋势，再过25年，以色列的一半儿童将是哈雷迪家庭的孩子。

但是问题不仅在于生育率的高低，更在于生存和就业状况。哈雷迪男性的就业率长期维持在50%左右，且过去十年几乎没有变化。根据本·戴维对过去20年数据的跟踪，哈雷迪男性中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数“接近于零，且没有任何增长”。以色列财政研究机构的数据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：每个非哈雷迪犹太家庭每月向国家缴纳8842谢克尔的税收，而每个哈雷迪家庭却从国家获得5983谢克尔的补贴。这表明，工资是从有工作的人口袋中流向了不参与劳动的群体。

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估算显示，政府每年对于哈雷迪群体的各种补贴和税收减免总额高达380亿谢克尔。这是一个叹为观止的数字，甚至超过了以色列所有公立医院和顶尖公立大学的年度支出总和。实际上，哈雷迪群体的存在犹如是在以色列经济上“放血”，而高技能人才的流失则是在“挖根”。以色列税务局的数据表明，从2015年到2024年间，尤其是2023年和2024年，富裕阶层以及科技和医疗行业的离境率达到了历史新高，几乎是2019年的两倍。

具体到数量，2023年和2024年间，共有949名医生、3350名工程师和超过21000名本科生选择离开以色列，其中7400人具备理工科背景。2024年，而仅今年便已有530名医生离开，以至于至今已有超过82000名公民赴海外生活。离开的多是社会中的高端人才。根据以色列创新局的2026年报告，十年来首次以色列的研发员工人数减少了约3500个岗位。直到2026年3月，以色列私营高科技公司的员工中仅62%在本国工作，远低于2019年时的69%。金融行业和决策中心的工作也在转移到国外。这些流失的人才是以色列税收的主要来源、高科技产业的支柱。如今，能够创造财富、引领创新的工作者却接连出走。

本·戴维计算得出，以色列工人的平均小时产出为42美元，而美国工人的产出大约是其三倍。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，工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，劳动生产率差距愈发显著，扩大了三倍多。这样一来，干活的越来越少，不干活的却越来越多，整个国家犹如一棵大树，根腐烂，叶子死掉。

战争费用昂贵，且超出常人想象。到2026年3月，以色列议会通过了总额为8506亿谢克尔（约合2710亿美元）的创纪录预算案，其中国防部的预算超过1420亿谢克尔（约453亿美元），较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前增长约120%。军方经济顾问表示，这场冲突的总体成本“肯定超过一万亿谢克尔”，相当于3060亿美元，并占2024年GDP的56%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2026年度评估中指出，以色列的GDP增速仍低于战前预期的9%。IMF将2026年以色列的增长预期下调至3.5%，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更加悲观，认为增长率仅为3.3%。政府赤字预计将从2025年的5.2%上涨至2026年的6.2%，公共债务预计将占GDP的70.1%，有可能到2031年升至约74%。在两次冲突之后，以色列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从战前的60.5%升至68.5%。如此算来，仅在三年的战争中，以色列的债务几乎上升了8个百分点。本·戴维感慨道：“这不仅意味着…”